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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Tibetan People's Right to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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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 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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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Tibetan flag on kid's face

(Photo: © Tenzin Lekshay, 2008)

西藏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此问题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此看法也相当不同。这种种不同,主要源於人们对西藏历史与现实的了解程度和使用的“价值尺度”。因此,讨论西藏问题,不仅有助於了解西藏的真正历史和现实,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自由意志和国土统一;人民选择权利和国家形式;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重要的价值概念和冲突。对这些价值采取什麽样的取舍,直接影响中国人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

一、西藏历史的真实: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都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历史并不是这样,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西藏这些年获得巨大进步和繁荣。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藏人这些年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呢?

1、西藏与中国关系的历史轮廓:

让我们从历史书籍上看看西藏与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关系。

西元前127年,汉朝初建时,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聂赤赞普就登基。随後是几百年的藏内各部落争霸内战。

在中国唐代期间,西藏变得强大。西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唐朝曾将文成公主献给松赞干布为妃,谋求两国和好。西藏军队还曾一度攻占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现西安)。

在中国宋朝末年,西藏也和宋朝一样,被强大的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兼并。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人大喇嘛八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喇嘛,相当於国师,并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

蒙古帝国衰败後,西藏与元朝後的中国明朝几乎没有什麽联系。

中国清朝时,与西藏的关系基本友好。清朝军队曾四次应达赖喇嘛的吁请进藏驱退外部侵略和平息内部叛乱,随後即撤出。清朝末期,西藏曾遭到邻国尼泊尔和英国的侵略。1909年,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後,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两年後,辛亥革命爆发,驻藏清军分裂成“保皇”和“共和”两派并内讧。藏人乘机起义,击败清军後,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藏人在大军压境下,派出代表团到北京求和,被迫与北京政权签订了“17条协议”。主要内容是,北京允诺保持西藏一切不变,藏人允许解放军和平进藏。但进藏不久,中共实行社会主义,藏人日益不满。1959年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用军队镇压。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近十万藏民逃到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2、两岸中国政府将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历史根据和历史缺陷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声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中国唐朝时藏王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後来在西藏有很大的权势。二是中国元朝时,西藏也被并入蒙古帝国,属元管辖。三是清朝时,多次清军入藏做保护人。四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满清皇帝册封的。五是当年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曾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做床”仪式(即当时五岁的达赖喇嘛被正式确立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登基典礼)。

从历史资料和常识角度,这五个“根据”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一,唐朝的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是唐朝以婚姻方式谋求两国和好。今人以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献妃来做为西藏自古与中国有关,是中国领土,是非常荒唐的理由。

第二,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侵入中原建立了元朝。因它是在中国汉人居住地区建立的政权,中国人将元朝做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以西藏也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占,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份,来证明西藏是元朝、即中国的一部份,是说不通的。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也要起来声称,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了西藏和中原,还有俄罗斯的大部份领土,他们对这些领土就有主权。那麽现在的中国就应归属於蒙古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越南、朝鲜都应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年都被中国人征服过。这种逻辑显然不通。

第三,清军多次入藏帮助藏人平乱和击退外侵,并不能成为清朝对西藏就拥有主权的理由。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几年前美军帮助科威特击败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就拥有科威特的主权?今天美国等联军进入海地帮助被军人推翻的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恢复职权,是不是美国从此就对海地拥有了主权?

第四,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世祖册封,来证明西藏隶属於清朝,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建政後研究西藏历史的权威是牙含章,他编著了有关西藏至今十四个达赖喇嘛历史的《达赖喇嘛传》,在此书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写到∶“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历史的书,既用於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谰言,也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1]历史学家应忠於历史真实,但他写书是为了政治需要。但即使在他的书中,也记载著,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满清皇帝赐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而是蒙古王俺答汗在大约中国明朝时期赠送给西藏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的尊号。[2]“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藏人追认前两位佛教领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将索南嘉措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从此按顺序延续使用。[3]

满清皇帝是曾给五世达赖喇嘛册封过24个字的尊号,但同时达赖喇嘛也给满清皇帝册封了一大堆尊贵的称呼。[4]这种相互册封是当时双方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不存在隶属关系。

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十四世达赖继任等权力转移,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应是中国领土、隶属汉人统治的要求。由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书,收集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电报等478件[5]。我认真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发现藏人在这期间始终没有同意将西藏归属於中国统治。

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政府派专使吴忠信去了拉萨,代表中央政府“察看确定”了灵童,并“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以此证明西藏的从属地位。但从“选编”一书中吴忠信从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出,藏人只是为给国民政府面子,让吴见了灵童,并参予了坐床仪式。吴忠信并没有决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可否确立的权力。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对此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6]在“坐床” 仪式上,发生了争执,因吴忠信被安排在并不重要的座位。最後藏人勉强同意给他相当清朝驻藏大臣的座位。牙含章对此写道∶“所谓‘座位’问题,亦不过是给国民党政府争回一点面子,说明吴忠信的身份至少与驻藏人大臣是相等的。”[7]吴并没有“主持”坐床登基典礼。

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曾刊载了一张达赖喇嘛与吴忠信在一起的照片,做为吴主持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证据,但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日报》发表的讲话指出,那张照片是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後,吴忠信去拜见达赖喇嘛时所拍的。[8]我在研读“选编”中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两封电报可以佐证这一点∶例如第439件公函为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是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将照片直接寄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9]吴忠信在回电(第441件公函)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10]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特使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特使团”近百人却没拍一张吴忠信主持仪式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3、西藏作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根据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藏多次得到中国满清皇帝派军进藏平乱和击退外侵。

这种状况的产生缘於西藏特殊的宗教国家性质。

西藏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主要是在满清王朝时期。两者的关系是“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满清皇帝做为施者,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大量财富使“被施者” 达赖喇嘛不仅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并成为整个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而达赖喇嘛远至蒙古、新疆以及朝鲜、缅甸的宗教影响力,则帮助了满清王朝的稳定。双方处於一种世俗和宗教互益的合作状态。

打一个比喻,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做为世俗领袖,掌管著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後,乡兵即撤离。平时还要做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急情况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於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这种情况也有点像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虽然座落在意大利,但不是意大利的一个行省,不归意大利政府管辖。但当有人对这一罗马教皇居住圣地进行攻击破坏时,根据教皇的吁请,意大利的军队会去帮助。但绝不会帮助後就一直占领。

这种关系的破裂,一般多出於村长这边的原因。例如庙宇遭祸求救,他置之不理,或他自己动了霸占庙宇之心。庙宇的存在是靠精神力量,没有军力。如果世俗的村落不看重宗教精神,用武力讲话,庙宇一边自然是弱者。如果村长什麽教也不信,不仅霸占庙宇,还要对喇嘛和尚进行社会改造,那这个和尚庙就只有遭殃了。

西藏的这种特殊的宗教国度性质,和与满清王朝的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导致了它没有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国有著正式外交关系的典型的独立国家。而这一点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错觉之一。

4、西藏不是中华帝国行省的两个证据

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1652年到北京访问的礼节上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从属於满清王朝统治。据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到达京城之前,满清皇帝曾召集满汉大臣,讨论欢迎达赖的礼节。满臣认为,达赖为国师,皇帝应出城亲迎,这样会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汉臣认为,“皇上是天下国家之主”,亲自出迎,有失身份。最後顺治帝采折衷方法,以“打猎”名义,出城四十里,与达赖“路遇”。[11]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不要说没有过皇帝亲自出城迎接自己统治下的人,在清王朝晚期,面对强大的英国派来的使臣,皇帝还坚持要他行跪拜磕头的仪式。对达赖的特殊礼节,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西藏从属於满清王朝,它就应该像属下行省或其他附属国一样向朝廷“进贡”。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反而是满清王朝一直向西藏提供大量贡品。因为满清视佛教为国教,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

5、西藏事实独立的主要根据

近代西藏只与尼泊尔等国一度有外交关系。做为主权国家,西藏除了在正式外交关系上条件不充足外,做为独立国家的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例如在这八个方面∶

第一,西藏国家元首即达赖喇嘛有自己的产生方式。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内阁。第二,西藏有自己的首都,一直在拉萨。第三,西藏有自己制订的法律。第四,自行税收,印制并发行货币,独立财政。第五,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有自己的军队。第六,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不同於中国汉语的藏语言文字。第七,有以海拔高度为历史界线的自然地域。第八,有一直独立的历史。

二、西藏现实的状况

1、尊重西藏历史

对於西藏的真实历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了解得不多。因为两岸政权都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关於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都难以出版。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大一统”的国家情结,想到西藏,第一个反应是不能独立。中国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基本都是中国官方灌输的知识。

199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西藏问题人权白皮书”,该文引述并围绕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写成∶“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与不对,要以这个标准来判断。”[12]

这种不管“对”与“不对”“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份”是多麽蛮横的逻辑。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种思维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即提到西藏,就是不能独立。不管历史事实是怎样,不探究现实状况如何,也不想了解西方藏学学者的研究,更不要说认真倾听藏人的呼声了。

2、正视西藏现实

尊重历史,应该是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西藏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和西藏多数人民的意愿。

如果对西藏人民生存现状做一评估,衡量的主要依据应是∶在中共45年的统治下,在政治上,藏人是被解放了,“当家作主”获得自由了,还是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被保护,富有了,还是这种权利被剥夺,生活贫穷;在宗教上,信仰选择被尊重了,还是宗教自由被践踏;在人文和生态环境上,西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被保护了,还是被破坏;在种族关系上,藏人做为少数民族被尊重了,还是一直被歧视。

只要人们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事实是相当令人痛苦与愤怒的。

在政治上,藏人的选择权利完全被剥夺。西藏像整个中国大陆一样,从无人民投票选举,各级政府毫无民意基础。在西藏,最高权力者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1959年所谓“平乱”至今的七任“党委书记”——张国华、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除伍精华是彝族外,其馀都是汉人。

西藏像整个中国一样,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任何反抗都被中国军队镇压。据现在传到西方的中共西藏军区文件披露,仅在1959年“平乱”中,就有 87,000名藏民被“消灭”。[13]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喇嘛的统计,当时全藏10-15%的藏民被关进监狱,其中40%死於狱中。[14]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资料,仅从1987至1992年间,拉萨就发生150多次藏人上街游行遭到镇压事件。[15]尤其是在1989年春天,即 “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前两个月,中共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并宣布戒严。当时在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现场目击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中共官方文件,在海外发表了镇压内幕。据他的统计,当时有400多藏人被屠杀,上千人受伤,3,000多藏民被逮捕。[16]其他资料来源说,因此被株连的四万多藏民後来被取消城市户口,赶出拉萨。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的40多年间,有120万藏人死於饥饿和迫害。[17]西藏流亡政府对这一数字有详细的分类统计,其中死於狱中17万人;被枪决近16万人;死於战场43万人;死於饥饿34万人;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10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於西藏三区——“西藏自治区”和前藏、东藏居住的全部藏人的六分之一,即每六个藏人就有一人因异常原因丧生。[18]这种死亡比例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是罕见的。[19]

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中共强迫藏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藏人的生活更加贫穷。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视察。面对藏人生活的极端贫苦,胡耀邦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说∶“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随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被免职,阴法唐继任。胡耀邦对西藏的指示是,苦干几年,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後来阴法唐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说∶“胡耀邦同志视察西藏时,根据当时西藏的状况指出,西藏的实际情况是贫穷和落後。”[20]

近年来,随著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较胡耀邦视察时已有较大改善。但据了解西藏实情的人士说,现在在西藏发财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所有经济活动都要靠“关系”,没有公平竞争。而只有那些汉人才与北京和内地有各种关系和门路。据媒体报道说,在拉萨市最繁荣的“八角街”上,汉人经营的店铺多於藏人的。

在宗教上,藏人遭受的迫害更严重。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79年时,西藏境内的6,259座僧侣庙宇被破坏到只剩下8座。原有的59万僧侣,有11 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强迫还俗。在1988年於北京召开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班禅喇嘛对此沈痛地说∶“凡西藏人居住区百分之百的寺庙遭到破坏,幸存的七、八座,没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现在中共对宗教迫害不像当年那样残酷,但藏人仍没有宗教自由。西藏的所有寺庙和僧侣都必须听命於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出家僧侣规定”上这样写著∶“年满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同意。┅┅入寺後,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僧侣们对这种剥夺宗教自由的做法稍有不满,就遭到惩罚。尤其对主张西藏独立的藏人,更是残酷镇压。据曾在监狱中亲身经历过虐待的藏民描述,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枪托、铁棍和拳打脚踢,还使用烟头烧,放狗咬,和向尼姑阴道捅警棍等残忍方式逼供。据一位原在西藏曾为公安人员的汉人流亡者指出,“在西藏,警方的酷刑种类有33种之多。”[21]

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西方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一致指出,西藏文化和自然资源正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政权用重新划分西藏版图的方式,将西藏原有的东藏和前藏的大部份土地划入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并向这些地区大量移入汉人。根据中国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推算,现在居住在西藏三区的汉人已达700 万,总数已超过了600万藏人。

即使对西藏情况不了解的人,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就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中共在西藏的专制会怎样黑暗。藏人在被中共专制奴役的同时还忍受著汉人的种族歧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撰文回忆说,他的父母从没有接触过藏人,但当听说他的女朋友是藏族人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并要断绝父子关系。他父亲反对的理由是∶藏人不是人,是半个畜生。[22]这种结论来自多年受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三、中国人反对西藏人民行使自己权利所反映出的四个价值问题

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尊重历史,更无视西藏人民这四十多年的苦难,就是一味反对西藏人民的独立诉求,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是高於一切的。海峡两岸中国政权反对西藏独立,自然是出於统治者自身利益,而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应无视西藏人民选择独立的权利。

1、统一的概念重要,还是人的自由价值重要?

有人反对西藏独立的理由是,如果让西藏独立,新疆、内蒙等地都会跟随要独立,大中国就会解体,这个责任谁来负?

但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国”。是“统一”的价值重要,还是人的自由重要。哪一个是终极价值?换一句话说,是“解体”可怕,还是个人被奴役可怕。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两幅图画∶列宁复活,用武力统一了原属於“大苏联帝国”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国家,恢复了大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全体苏联人被奴役,但国家统一了。另一幅图画是,苏联解体,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大苏联没有了,但人民获得了自由。面对这样两种图画,两种生存方式,人们要选择哪一个?苏联人选择了即使付出“大苏联”解体的代价,也要人的自由。中国人为什麽就一定要选择宁可不自由,也要“大中国”呢?

边界、国家这些概念,从来就不具有终极价值。1975年欧洲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有这样的条款∶所有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变动,如果是和平方式进行,都是可允许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主体精神是,边界并不是永恒的,人的自由意愿高於国家、边界等价值。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边界,以及国家形式、社会制度等,都是人创造的,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当它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或与人的需要不相协调时,人们就要将它加以改变,而不是扭曲人的自由去适应它。

有人说,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那麽广东、四川、上海等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要独立怎麽办?问题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一个地方的人民要求独立,一定有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曾有过独立的历史,以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等等。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毫无理由地就是要求独立。例如原苏联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後,俄罗斯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远超过其他原苏联分出的14个国家,但至今人们没有听说俄罗斯人民还要求再分成几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同一的文化,近代历史上也没有分成若干国家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个愿望。

这正如中国东北三省在日本人统治时曾正式建立过“满洲国”,但今天并没有东北人要求“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那种说如果让西藏独立,连广州、青岛、哈尔滨都会独立的假设,正如某些人面对中国大陆难民来美国,就疾呼如果不把他们送回去,中国12亿人都逃来美国怎麽办一样,都是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先假设,来剥夺一部份处於弱者地位的人应有的权利。

中国人这种视“国家”重於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传统是相当久远的。整个一部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强调君王、国家、社会等群体价值大於个人自由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传人,精心构筑的中国文化,核心是个人服从群体。

近代中国图新变革的著名知识分子,像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章太炎、梁漱溟等,强调的都是图强变法,使国家强大。很少论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即使像严复这样翻译了穆勒的《自由论》,有意向国人介绍与传播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仍是把自由主义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是将自由做为目的。而中共统治这近半个世纪,这种国家价值大於个人,更是被强调到极端地步。中国人深受这种国家强大、祖国利益至上的文化侵蚀。从近年来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都可以看到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情绪。例如无论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还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的主旋律都是“爱国”。天安门学生领袖向政府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承认这是一场爱国运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呼声是相当微弱的。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旺盛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这种“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视国家利益大於个体权利,社会秩序高於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文化思维。

构成讽刺和让人深思的是,这种“国家强大最重要”的思维在中国蔓延了五千年,但这个国家始终强大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一批又一批迂腐的知识分子,把价值观念给颠倒了∶强调国家强大,结果是剥夺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国家富强并不应是终极目标。相反,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才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国家强大只应该是一个“结果”,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最後结出国家强大的“果”。中国人五千年来本末倒置,结果是国没强大,人的自由也被剥夺。

看重人的自由,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人能否变成现代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关键。

2、由中国十二亿人决定,还是尊重多数藏人的选择?

有人说,西藏是否独立,不能由藏人自己选择,应该取决於中国大多数人民,即十多亿汉人是不是同意。有人把它含蓄地表达为,要由汉人和藏人共同决定。这种 “大多数汉人决定论”,实际上等於剥夺了藏人的选择权利。道理并不复杂,汉人有十亿多,藏人只有六百万。假设汉人人口总数不再增长,藏人以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每年3%的速度增长,也要1,500年後人数与汉人相等。这种由多数汉人决定的观点,实际上等於永远取消了藏人有自己作主的机会。

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主要是尊重多数藏族人民的意愿。正像“大中国”和“统一”不是终极目标一样,独立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尊重大多数西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无论他们要选择独立还是选择与中国统一。

1993年美国托管地波多黎各“公民投票”决定该岛是否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相当体现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事例。该岛是否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份,并没有取决於美国50州人民的意愿,而是由岛上的所有居民自由投票决定。如果实行由美国多数人民决定的原则,那麽就没有波多黎各人民的选择馀地,因为岛上的居民只有300万人,而美国本土人口有两亿五千万。

“公民投票自决”的结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保留现状,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政府与人民对这种结果并没干涉,完全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了要与美国统一,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反而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现实。这一议案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是否批准。美国国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著民意。由它审核,就是由美国多数人民审核。也就是说,当波多黎各选择独立时,由他们自己的多数人民单方面决定。当波多黎各人民选择要与美国统一时,这时需要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这种事情很像婚姻和家族关系。在美国,如果一方提出离婚,法院即受理,并且可以离成,不需要两方都同意。而当一方提出要复婚时,却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能“统一”。也就是说,离婚,单方提出就可以;而结婚才需要两方都同意,不能一方坚持要“结”就可以结成。家族关系也是这样,假如在一个有几个兄弟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兄弟要搬出去“独立”生活,这个权利应该属於他本人。但当这个搬出去的兄弟有一天要回来和大家庭“统一”生活在一起时,却要经过多数兄弟的同意。

这些事例和比喻的背後,都体现著这样的观念,即充分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将人的自由意愿视为最高的价值。人类的历史越来越证明著,只要是好的东西,或好的生存方式,是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的。在一个允许人民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人们一定最终选择好的。这种选择“好的”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允许人们有选择“坏的”的权利。

3、西藏独立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吗?

有些比较现实的中国人强调,如果西藏独立,会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意思是说,中国和印度有过边境战争,现在双方还隔著喜马拉雅山屯兵对视,一旦西藏独立,印度军队和势力就会进入西藏,没有山脉的自然屏障,中国腹地的安全会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这种设想实际上是漠视了西藏人民追求和平与独立自主的传统和意愿。西藏在近代历史上受过其他国家和清王朝的多次入侵,现在又被中共专制统治。凭什麽说藏人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独立自主後,就一定会甘愿或允许印度军队入侵或外人统治呢?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十多万藏人难民在印度至今已经流亡了35年,即使居住在印度的国土内他们也没有被印度人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和它领导的藏人社区一直是独立的。

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23]其中包括将藏区建成一个非军事区,成为自然环境保护区和旅游区。如果西藏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无论对中国或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任何一方要攻击对方,都必须先进入西藏,这不仅会受到藏人的抵抗,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中印军队如果冲突,一触即发,中间没有缓冲地带。而一个非军事区的西藏,一个由主张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会对哪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呢?

4、离开中国的援助,西藏独立後能够存活吗?

很多中国人谈起西藏,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即西藏原来是农奴制度,贫穷落後。这些年经过内地提供的大量人力物力援助,才使藏人生活改善。北京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也引用了大量官方数字来说明这一点。以此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首先,“西藏人权白皮书”的数字的可信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一种数字既不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又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反驳挑战,它的真实性会有多大呢?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数字都是可信的,那麽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四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段的发展,怎麽可能没有一些进步和生活改善呢?谁能证明由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其经济发展就一定不比现状好呢?

第二,没有人否定西藏原来实行农奴制的落後。但可不可以用军事占领方式对一个异族社会强行进行改造?

中国人谈到农奴制,往往会想到中共当年拍摄的揭露西藏农奴主残忍的电影《农奴》,影片主人公强巴的苦难形象成为旧西藏的象徵。但旧西藏的黑暗实际上是被中共垄断的媒体夸大了的。正如中共夸大旧社会中国的苦难一样,目的是要人们满意当前的生活,不管它多麽贫穷;同时证明共产党现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人由於长期生活在这种单一的宣传之中,久之,西藏的图像就变成了仅仅是电影《农奴》,藏人都是强巴,而不去追想中共军事占领後对西藏强行社会改造的残酷。

第三,就象“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中国”的问题一样,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西藏?中国大陆45年的惨痛现实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统治,给中国人带来了多麽深重的苦难。对於西藏也如此,共产党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搞好,为什麽还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那种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藏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和人类共同性的贬低,本质上是种族歧视。在印度的藏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流亡政府,还以全体流亡藏人自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保障人民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新宪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罗勃特·萨尔曼教授(Robert Thurman)评价说∶“达赖喇嘛在印度重建了一个可观的西藏社会,保留了西藏的文化。”[24]藏人在印度寄人篱下的情况下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富有而民主的社会,为什麽他们在西藏真正当家作主之後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呢?有人说,西藏没有工业,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地区很难发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也是游牧民族,人家不是也能生活,并且随著苏联帝国的垮台,蒙古简 F共产主义,人民活得越来越富裕和自由吗!关键是要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只要人民有自由,就能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人不要总是按著共产党的思路,总想给别人当“大救星”。

四、人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国家、边界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设置,当它违背了这一初衷时,就要改变它。对这一点,近代西方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三百年前就已精辟阐述。洛克认为,在国家形式和国家法律出现之前,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人生下来天赋的自由、平等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法律的制订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由不被他者侵犯。当国家法律和任何社会制度违背了人的“自然法”精神时,就要改变它。面对专制制度,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的这种人民主权、自由至上的理论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笔下体现为《社会契约论》,即政府形式只是人民与国家的一种“契约”,即人民受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多数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後来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论述,都是继续这种将人的自由、尊严、生命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文精神。

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我们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西藏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社会制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形态和生存方式。这个选择权利不属於中国人,只属於西藏人民。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是因为这种政权剥夺了人的自由。如果中国人在向共产主义抗争的同时,还坚持对西藏的统治权,即剥夺藏人的选择自由,这是对自由的亵渎。

中国人一向强调民族主义。今天面对西藏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强调一次民族主义了,那就是面对一个十多亿人的大汉民族对一个弱小藏族的长期欺凌和压迫,作为中国人,在西藏人民面前要感到羞愧!尤其中国知识分子,更要为自己在强权施暴面前的沉默,甚至符合中共的宣传而感到羞耻!近代中国曾被外强欺负凌辱,现在却欺辱别的弱小民族。这将成为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历史上永远耻辱的一页。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有的审判面前忏悔吧┅┅

* * *

注释∶
1、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序言,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北京。
2、同1,第21页。
3、同1,第21页。
4、同1,第35页。
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北京。
6、同1,第329页。
7、同1,第330页。
8、《西藏日报》,1989年8月31日。
9、同5,见第439件公函。
10、同5,见第441件公函。
11、同1,第34页。
12、“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见香港《大公报》,1992年9月24日,第8版。
13、见艾夫唐(John F.Avedon)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文版,台湾慧炬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一九六二年西藏游击队在新疆去拉萨的运输线上伏击了中共军队,击毙了中共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和参谋人员,并缴获了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一书,该书称,“公历1959年3月到10月间,消灭了西藏叛乱分子87,000人”。
14、关於班禅喇嘛的统计数字,见萨泽兰(Daniel Southerland)的“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专题报道,《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和18日。
15、见《西藏的真相》中文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新闻部编,达兰萨拉1993年版,第20页。
16、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载美国《民主中国》杂志,1990年8月,总第3期,第33页
17、达赖喇嘛於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9月号。
18、同15,第19页。
19、据中共国务院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提供的数字∶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藏人共有459万。据中共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会会长宦乡在北京评论》1988年2月发表的研究数字∶“西藏民族六百万人口,其中西藏自治区居住两百万,其馀四百万居住在其他省份。”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 ∶西藏总人口为六百万,其中包括被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原东藏、後藏地区的藏人。
20、见阴法唐的文章,《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
21、同15,第21页。
22、见魏京生在狱中给邓小平的信,纽约《北京之春》月刊,1994年2月号,第59页。
23、达赖喇嘛∶“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7月号,第33页。
24、Claudia Dreifus∶“访达赖喇嘛”,《纽约时报》杂志,1993年11月28日,第52页。

——原载纽约《中国之春》月刊1994年11月号;台北《自由时报》1997年3月29日至4月1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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